作者：陳志恆大律師執業於香港，專注傳媒法、網絡誹謗及數據私隱領域，曾多次代表新聞機構處理禁制令及刪除內容後的後續訴訟，亦擔任香港記者協會義務法律顧問。 想象一個令人沮喪的場景：某新聞機構在發布一篇極具爭議的調查報道後，迅速接到律師信，指內容涉嫌誹謗，更附帶高等法院的臨時禁制令，要求即時移除相關文章。編輯部連夜開會，最終決定將文章從自家網站及社交平台刪除，並刊出澄清聲明。本以為事件告一段落，豈料數週後，公關部門發現該篇報道的全文連同標題，竟一字不漏地出現在好幾個海外內容農場、地區討論區，甚至被網民製作成圖片在通訊群組中瘋傳。更麻煩的是，對方律師再度發難，指新聞機構「未有盡力防止內容繼續散播」，構成持續侵權，要求進一步賠償並承擔所有第三方轉載所衍生的法律責任。 這並非純屬虛構的情節。在資訊流轉速度以秒計的數碼時代，「刪除」這個動作本身，愈來愈像一個無底深潭。你把石頭擲入水中，能確保漣漪就此消失嗎？當一篇負面新聞被下架後，早已被爬蟲抓取、被網民截圖、被其他網站整篇轉載的內容，它們的法律命運究竟如何？原發佈者是否真的可以「一刪了之」？那些不屬於你控制範圍的第三方轉載，又會把你重新拖入何等複雜的訴訟泥沼？ 本文將以一個香港法律新聞平台「法庭線」（虛構名稱，但情節反映業界常見困境）的處境作為切入點，完整剖析負面新聞遭刪除後的持續法律責任，特別是面對第三方網站再轉載時，新聞機構、轉載者以及網絡平台各自需要正視的風險與可行應對策略。文章將橫跨誹謗、隱私、藐視法庭及數據保護等多個法律層面，輔以本地與海外案例，並提供操作性的實務指引，讓你在這個「數碼記憶永不褪色」的時代，盡可能掌握法律上的主動權。 1. 負面新聞的界定與其觸發的法律風險光譜 要討論刪除後的責任，先得釐清「負面新聞」這個詞在法律上的重量。一般新聞用語中，負面新聞泛指對某人、某機構或某事件帶有批評、揭露、質疑的報導。然而在法律技術層面，它可能同時踩中幾條不同的紅線： 「法庭線」這類專業法律新聞媒體，每日處理大量涉及法庭案件的報導。當中的名字、案情細節、庭上對白，在案件審結前極可能受到《藐視法庭條例》及法院指示的嚴格限制。一篇原先合法的即時報導，可能在案件進入陪審團程序，或被告人身份受匿名令保護後，一夜之間變成有問題的內容。這時，編輯部便須迅速判斷：此內容是否從「新聞」變成了「法律責任的計時炸彈」？而刪除這個動作，只不過是 […] …

法庭線《防止賄賂條例》被控報導｜廉署調查終結後嘅下架申請 一宗本來只係小範圍關注嘅區域法院案件，點解會演變成傳媒倫理、公眾知情權同網絡私隱嘅激烈碰撞？當廉署拉埋閘、控方唔再提證供，一個已經「無罪在身」嘅人，有冇權要求傳媒將當年嘅起訴報導從互聯網上徹底抹走？法庭線企硬拒絕刪文，背後牽涉嘅唔單止係一條《防止賄賂條例》，更加係數碼時代底下，每一個人都可能要面對嘅「永遠記憶」難題。 一、開端：一篇報導，一個要求，一場風波 2022年秋天，專門跟進法庭新聞嘅非牟利媒體「法庭線」刊登咗一篇案件報導，標題大致係一名事務律師被廉政公署落案起訴，指控佢涉嫌向一名警務人員提供利益，違反香港法例第201章《防止賄賂條例》第9(2)條。報導按慣例寫明案件編號、提堂日期、被告姓名、代表律師以及控罪詳情，資訊全部來自公開嘅法庭聆訊同司法機構案件列表。呢類報導對法庭線嚟講係日常操作，幾乎每個星期都有幾單。 案件進入法律程序之後，大約過咗半年，廉政公署同律政司經過檢視，決定「終結調查」，最終喺區域法院不提證供起訴，被告獲撤銷所有控罪，法官頒令控方支付訟費。事情去到呢度，法律程序已經畫上句號，但對於被告人——即係嗰位執業律師——嚟講，數碼世界嘅「程序」先啱啱開始。 2023年春天，被告人透過律師行向法庭線發出正式信件，要求將當年嗰篇被控報導下架，即係從網站上完全刪除，並提出若干理由：廉署調查已終結，被告冇被定罪；報導繼續存在令佢承受持續嘅名譽損害，影響職業生涯同心理健康；搜尋引擎只要打佢個名，就會第一時間彈出「被廉署起訴」嘅標題，構成「網絡標籤效應」。信件更暗示，如果法庭線唔主動刪文，或會考慮法律途徑。 法庭線冇妥協。佢哋將事件公開，發出一篇題為〈廉署終止調查後 被控律師要求法庭線下架報道 法庭線：基於公眾記錄 不會刪除〉嘅文章，詳細交代來龍去脈，連同部分信件內容（遮蔽個人資料）一併公開，隨即喺法律界、傳媒界同公眾之間引爆極大迴響。贊成者有之，批評者有之，一場圍繞「被遺忘權 vs 新聞自由」嘅辯論隨即由線上蔓延至法庭、立法會同大學課室。 呢件事嘅獨特之處，係佢觸及咗幾個重疊嘅敏感範疇：《防止賄賂條例》案件嘅特殊公共性、廉政公署調查終結嘅法律含義、傳媒報導刑事案嘅責任，以及香港一直未有明確立法嘅「被遺忘權」。要全面理解呢場風波，就一定要由嗰條「起訴底線」——《防止賄賂條例》第9條——開始講起。 二、 […] …

當法庭報導被消失：一宗版權案、一個創作者、一場新聞自由與清白恢復的紀錄 2023年深秋，不少習慣在清晨打開「法庭線」網站追看法庭新聞的讀者發現，一篇標題為〈二次創作者被指侵權 大型片商索償百萬〉的報導，從網站上徹底消失了。沒有預告，沒有存檔，點擊原有的連結只會導向冰冷的「404」頁面。這篇報導的主角——化名「阿樂」的網絡短片創作者，已經為自己的清白抗爭了將近兩年。報導消失的那一天，他的案件還未正式開審。 「我自己都好愕然，明明我係被告人，案件仲進行緊，點解連傳媒報導都會突然被消失？」阿樂憶述。他萬萬沒想到，自己那條諷刺時弊、片長不到三分鐘的二次創作短片，不但令他陷入民事訴訟的漩渦，更牽扯出一場關於香港《版權條例》、法庭禁制令與新聞自由的深層次討論。 這篇文章要述說的，正是一個創作者如何在龐大版權機器的碾壓下，一步步重拾清白；同時也記錄一宗法庭報導因為法律程序而遭刪除，最終又因為司法裁定而得以重見天日的曲折過程。我們試圖拼湊碎片，探問：當版權保護凌駕於公眾對法庭程序的知情權，甚至成為抑壓言論的工具時，社會應該如何平衡？ 第一章 短片、律師信與一個創作人的噩夢 阿樂不是全職 KOL，他正職是平面設計師，公餘時間喜歡拍片。2021 年秋天，他看了一齣票房大收的荷里活超級英雄電影，覺得片中某個情節充滿政治隱喻，於是與兩位朋友合力製作了一條約兩分四十秒的短片。片中他們套上劣質自製英雄面具，用誇張演繹重現那一幕，並配上改編的廣東話對白，諷刺當時的社會現象。影片上載到 YouTube，標題為〈XX 英雄之港版現實〉，開首還加上「二創搞笑，不喜勿插」的說明。一個月內，觀看次數約三萬，不算爆紅，但在同溫層內頗受好評。 十一月中，阿樂收到一封由律師行發出的電郵。那是一封措辭嚴厲的侵權指控信，代表某荷里活大型電影公司的亞太區版權持有人。信中列出若干指控：影片未經授權使用了電影的視覺元素、音樂、以及可辨認的角色形象，構成《版權條例》（香港法例第528章）下的侵權行為；要求立即將影片下架、交出所有複製本、公開道歉，並賠償損失及律師費合共一百二十萬港元。限期十四天。 阿樂最初以為只是網絡常見的「版權 troll」恐嚇，並不為意，只將影片設為「不公開」。可是對方並未罷休，兩星期後，正式入稟區域法院，民事起訴阿樂及另外兩名共同創作人侵犯版權，同時申請臨時禁制令，禁止他們繼續發布涉案影片及任何衍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