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決書刪除案例：律師的實戰手冊

在數位時代，司法判決書的公開與個人資料保護的衝突日益凸顯。當事人常因判決書內容永久留存於網路，承受名譽損害、社會歧視、就業困難等二次傷害。作為律師，協助客戶申請判決書刪除（或部分遮蔽）已成為一項重要且細緻的法律業務。本手冊旨在提供一套完整的實戰框架，從法理基礎、實務操作到策略思維，深入剖析判決書刪除的關鍵。

第一部：法理基礎與規範框架——為何可以申請刪除？

判決書刪除並非簡單地「抹去」司法紀錄，而是在「司法公開」與「個人資訊自決權」、「隱私權」、「被遺忘權」等基本權利之間尋求平衡。律師必須深刻理解其背後的憲法與法律基礎，方能提出具說服力的申請。

壹、核心價值的衝突與調和

司法公開是法治社會的基石，旨在實現審判透明、公眾監督、法律統一適用及教育功能。然而，當判決書中載有當事人、關係人（如被害人、未成年子女、非涉案之家屬）的姓名、身分證字號、住址、健康狀況、財務細節等個人資料時，其經由網路搜尋引擎無遠弗屆、永久傳播的特性，已遠超原始公開目的。這可能導致「數位烙印」，使個人即使已服刑完畢、達成和解或無罪定讞，仍無法回歸正常生活，實質上構成額外懲罰。

因此，各國法制逐漸承認，在特定條件下，對已公開的判決書進行刪除或遮蔽，是保護個人基本權利之必要手段。其法理依據主要包括：

隱私權與個人資料保護權： 此為核心權利。個人對其資料之收集、利用、流通享有自主控制權。判決書公開後被商業搜尋引擎無差別索引、聚合，已非單純的司法公開，轉變為大規模的個人資料處理行為，應受個人資料保護法規範。
名譽權： 不當或過度的資訊傳播，可能對當事人的社會評價造成持續性貶損。
被遺忘權（Right to be Forgotten）： 源自歐盟，指個人在其資料已無正當、必要之目的時，得要求資料控制者刪除該資料的權利。我國雖未明文規定「被遺忘權」，但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及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精神已蘊含相似法理，尤其是針對「資料儲存超過特定目的之必要期限」的情形。
更生保護與復歸社會權： 對於已執行完畢的犯罪行為人，國家應創造其順利回歸社會的條件。永久且輕易可得的犯罪紀錄，嚴重阻礙更生。

貳、我國現行法規範體系

目前，我國就判決書刪除（遮蔽）主要依循以下規範，形成一套由當事人發動、法院審查的機制：

一、個人資料保護法
這是申請最主要的實體法依據。判決書內容屬於個人資料，其於網際網路上的持續公開，構成「利用」行為。依個資法第11條第3項規定：「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時，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該個人資料。但因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或經當事人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據此，律師可主張：當初判決公開之「特定目的」（如司法監督、法學研究）雖仍存在，但對「當事人個人」而言，該目的已達，或其持續、無限期公開與該目的已不成比例，且對當事人權益造成重大影響，故應予刪除或遮蔽。

二、司法院相關規範
司法院作為判決書資料庫的管理者，訂有「司法院及所屬機關資訊業務作業程序」等內部規則。更重要的是，司法院已建立「線上請求遮蔽裁判書中個人資料」之機制。其審查標準通常考量：

案件是否已確定超過一定年限（例如三年、五年）。
當事人是否為未成年人。
案件性質是否屬輕微案件（如竊盜、詐欺、公共危險等）且已執行完畢。
持續公開是否對當事人及其家庭之隱私、名譽、工作、就學等造成「具體且重大」之影響。
請求遮蔽之範圍是否合理（例如僅要求遮蔽姓名、身分證字號、住址，而非全文下架）。

三、政府資訊公開法之例外
政府資訊公開法第18條第1項第6款規定：「公開或提供有侵害個人隱私、職業上秘密或著作權人之公開發表權者，得不予公開或提供。」此條款可作為支持判決書中個人資料應受保護的法理基礎。

四、憲法與國際人權公約
憲法第22條概括基本權及司法院釋字第603號解釋對隱私權之保障，以及我國已內國法化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中關於人性尊嚴、復歸社會等精神，均為上位法依據。

參、比較法觀察：歐盟與美國的實踐

歐盟（以GDPR為代表）： 明確確立「被遺忘權」。在「Google Spain」案後，個人可向搜尋引擎請求移除關於自身之過時、不相關、不適當的搜尋結果。法院在審查判決書刪除請求時，會嚴格進行比例原則審查，權衡公眾知情權與個人權利。通常，輕罪經過相當時間、當事人已更生、案件對公眾已無當前利益等情形，較可能獲准。

美國： 傾向於強烈的司法公開與言論自由保障。刪除判決書極為困難，多數法院拒絕此類請求。當事人通常只能透過「封存」或「密封」訴訟紀錄來預防公開，但事後刪除已公開的紀錄，僅在極端特殊情況下（如涉及國家安全、未成年性侵害受害者）才有可能。美國實踐提醒我們，我國現行機制雖較有彈性，但仍須提出堅實理由。

綜上所述，申請判決書刪除並非「消滅紀錄」，而是請求在「公開的司法資料庫」中，對特定個人資料進行遮蔽，使其無法被一般大眾以姓名等個人識別符號輕易搜尋取得。律師的首要任務，是將當事人面臨的具體困境，精準地鑲嵌進上述法理與規範框架中。

第二部：實務操作流程與策略——如何有效申請？

本部分將以律師代理的角度，逐步拆解從接案到結案的完整流程，並分享關鍵策略。

壹、接案評估與當事人面談

初步篩案： 並非所有案件都適合申請。應優先評估以下積極與消極要件：
- 積極要件（有利因素）：
  - 案件已確定且經過一定時間（通常建議至少3年以上）。
  - 案件屬輕微刑事案件（如過失傷害、竊盜、酒駕）或民事小額訴訟。
  - 當事人已履行完畢（如服刑、易科罰金、賠償完成）。
  - 當事人現正面臨具體損害：如求職被拒、遭社群歧視、精神痛苦就醫紀錄等。
  - 當事人為案件被害人、非涉案之配偶子女，其個人資料因判決書記載而曝光。
- 消極要件（不利因素）：
  - 案件為社會矚目重大刑案（如殺人、貪污）。
  - 當事人具公職人員或公眾人物身分，公眾監督利益較高。
  - 申請時間距判決確定過短。
  - 僅因主觀上感到不名譽，但無具體損害事證。
深度面談與資料蒐集：
- 了解案情全貌： 調閱完整卷宗，確認判決書精確內容、涉案程度、最終結果。
- 探查「持續性傷害」證據： 這是申請成功的核心。指導當事人系統性蒐集：
  - 求職遭拒的email或書面通知（提及因查到判決紀錄）。
  - 社群媒體上的騷擾、霸凌訊息截圖。
  - 精神科或心理諮商就診紀錄。
  - 親友、同事得知後關係疏遠的證明（如通訊紀錄、證人陳述）。
  - 事業合作破局、信用受損的相關文件。
- 確認當事人現況： 目前職業、家庭狀況、社區參與等，以呈現其努力更生、回歸社會的形象。
- 風險告知： 明確告知當事人申請成功率非100%，且申請過程可能需再次陳述不堪往事，甚至有極低機率因重新審視案件而引起不必要的關注。

貳、請求策略與文書撰寫

申請對象主要是「司法院裁判書系統」，有時也需同步向「法源法律網」、「植根法律網」等商業資料庫發函，但其通常以司法院決定為準。主戰場在於向司法院提出之「請求遮蔽申請書」。

一、申請書撰寫黃金結構：

事實背景陳述：
- 簡述原案件案由、案號、確定日期與結果。語氣應客觀、持平，避免情緒化字眼。
- 重點轉向「當前困境」： 詳細描述判決書持續公開如何造成具體損害。按時間順序或損害類型，條列式呈現前述蒐集到的證據。例如：「民國112年5月，申請人應徵A公司職缺，於面試後收到電子郵件（附件1），內載『經查詢相關資料，不符本公司用人標準』，經去電詢問，人資主管坦言係因網路搜尋到本案判決書所致。」
法律理由論證（核心部分）：
- 點明權利受侵害： 具體指出當事人之隱私權、名譽權、工作權、人格權如何受侵害。
- 援引個資法第11條第3項： 主張判決書公開之「特定目的」對申請人而言已消失或達成。例如：司法教育、監督之目的，不因遮蔽個資而受影響，學者仍可透過案號研究；但對個人而言，無限期公開已屬「超出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
- 進行「比例原則」之精細論證： 這是說服法院的關鍵。
  - 目的正當性： 承認司法公開之重要性。
  - 手段必要性： 主張「部分遮蔽」（如隱去姓名、ID、住址）已能同時兼顧司法公開目的與個人保護。請求全文刪除通常不易，但部分遮蔽是務實目標。
  - 狹義比例性（衡量雙方利益）：
    - 個人損害面： 強調損害的「具體性」與「重大性」，使用證據說話。
    - 公共利益面： 論證本案之「公眾當前利益」已極低。例如：輕微財產犯罪，時隔多年，當事人已更生，公眾無持續知悉其身分之必要。若為被害人，則強調保護被害人隱私對鼓勵司法追訴的重要性。
- 援引相關解釋與函釋： 引用如法務部法律字第10703517750號函等見解，強化個人資料於目的外利用之限制。
具體請求事項：
- 明確請求將案號XXX判決書中，關於申請人之「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址」等欄位予以遮蔽。
- 可附上「遮蔽後範本」供承辦人參考。
附件清單：
- 判決書影本。
- 當事人身分證明。
- 所有證明持續性傷害的證據。
- 當事人更生情況證明（如良民證、在職證明、參與公益活動紀錄）。

二、策略要點：

以「部分遮蔽」為原則： 全文下架請求標準極高，成功案例極少。聚焦於遮蔽直接個人識別資訊，是較可行的策略。
證據優於陳述： 「我覺得很痛苦」的說服力遠低於一張求職拒絕信或診斷證明。
呈現時間跨度與更生努力： 時間是最好盟友。強調經過多年，當事人已非當年之人，持續公開的判決無法反映其現況。
區分案件類型與當事人角色： 對被害人、未成年人家屬的保護論證，應側重於預防二次傷害與維護人性尊嚴；對已執行完畢的被告，則側重更生保護與復歸社會。

參、程序進行與後續行動

遞交申請： 透過司法院線上系統或書面向原判決法院遞交。
與承辦人員溝通： 有時法院會來電或來文要求補充說明。律師應把握機會，以電話或補充理由書方式，進一步闡明當事人困境。
等待與救濟： 審查時間不定，可能數週至數月。若遭駁回，應仔細研究駁回理由。若有新事證（如新的歧視事件），可補充後再申請。理論上可就行政處分性質的駁回決定提起行政訴訟，但實務上罕見，應優先考慮補充理由再申請。
同步處理商業資料庫： 在獲司法院同意遮蔽後，立即發律師函給各大法律資料庫業者，附上司法院准許遮蔽之文件，要求其同步更新資料庫內容。業者通常會配合，但需主動追蹤。

肆、特殊案例處理要領

無罪判決當事人： 論證重點在於「無罪之人的名譽應獲完整回復」。既然法律上已還其清白，網路上的公開紀錄卻仍使其與犯罪嫌疑掛鉤，形成「無罪但有烙印」的不公狀態。
緩刑或緩起訴期滿者： 強調制度目的就是給予自新機會，期滿後未撤銷，法律上視同未曾犯罪。公開的判決書實質上抵銷了該制度的美意。
未成年案件：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明文規定，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少年身分之資訊。此類案件遮蔽成功率最高，應強力主張。
性侵害被害人： 法律對其隱私保護最為嚴格。即使判決書未指名，但若結合其他資訊可推知身分，仍應申請遮蔽相關段落。

第三部：案例與疑難解答

案例一：更生人之就業困境
張三於民國105年間因業務過失傷害案件，被判處有期徒刑6月，緩刑3年確定。緩刑期滿未撤銷。現年38歲的張三已成為一名技術純熟的水電師傅，並欲自行創業開設工作室。然而，每當他向銀行申貸、向大型建案投標或於網路宣傳時，競爭對手或客戶總能輕易搜尋到該判決書，並以此質疑其可信度，導致數次合作破局。

律師策略：

蒐證： 取得合作破局的往來信件、報價單後對方突然終止洽談的紀錄、同行私下透露「因為你的過去」的對話截圖。
論證：
- 法律狀態： 緩刑期滿，法律上罪刑宣告失其效力。
- 具體損害： 明確指出對其「職業發展」與「經濟生活」的實質阻礙。
- 公共利益衡平： 本案屬過失犯罪，非故意惡行。張三多年來已透過專業技能回饋社會，公眾無持續知悉其個人身分之必要。遮蔽個資不影響該判決作為司法案例之價值。
- 請求： 遮蔽判決書中張三之姓名、身分證字號及當年住址。

案例二：被波及的無辜家屬
李四因經濟犯罪案件被判刑，判決書中記載其家庭狀況、配偶王五之職業及就讀小學的子女姓名。媒體曾報導此案。如今案件已過8年，李四仍在服刑中，但其子女已上高中，在學校持續遭受同學以「貪汙犯的小孩」嘲弄，王五求職也屢屢受挫。

律師策略：

申請人： 以配偶王五及子女（由王五法定代理）名義分別提出申請。
論證核心： 強調「罪責個人性」。家人非案件當事人，其個人資料被公開純粹因家庭關係，已構成對無辜者隱私權的嚴重侵害。對子女的霸凌，更侵害其人格發展權。保護未成年人及無辜家屬之利益，優先於公眾對已定讞多年案件當事人家屬資訊的知情權。
請求： 強烈請求遮蔽所有關於配偶及子女的個人資訊，包括稱謂關係、職業、學校等描述性文字。

常見疑難解答

Q1: 申請遮蔽會不會讓法院覺得我心虛或想掩蓋什麼？
A: 這是常見的心理障礙。律師應向當事人說明，這是行使法律賦予的個人資料保護權利，目的是為了回歸正常生活，與案件本身的是非對錯已無關。法院審查的是「當前必要性」，而非重新評價原案件。

Q2: 成功遮蔽後，是不是就完全查不到了？
A: 不是。遮蔽僅是於「司法院及主要法律資料庫」的公開查詢系統中，將指定個資以符號（如○）取代。實體卷宗仍存在法院檔案室，依法有權調閱之人（如本案其他當事人、律師、司法機關）仍可依程序申請閱卷。此外，已被其他網站複製、轉貼、備份的內容，無法透過此程序一併清除，可能需要另行發函要求網站管理者移除，或透過民事請求權（如個資法第29條損害賠償及排除侵害）主張。

Q3: 如果第一次申請被駁回，該怎麼辦？
A: 首先，分析駁回理由。若是「證據不足」，則協助當事人繼續蒐集更具體的損害證據，隔一段時間後以「情況變更」或「補充新事證」為由再次申請。若是法院對「公共利益權衡」的見解與我方不同，可嘗試補充更強而有力的法理論證，或將請求範圍限縮到最核心的識別資訊（例如先只求遮蔽身分證字號）。 persistence（持續而有理地申請）有時是必要的。

Q4: 律師費如何計價？
A: 此類案件通常採「審級計費」或「成功報酬」混合制。由於需投入大量時間進行事實蒐集、證據整理與書狀撰寫，建議收取一定基礎費用，並於成功後按服務成果酌收額外報酬。應於委任契約中明確約明。

結論：律師的角色與倫理

協助當事人申請判決書刪除，是現代律師提供「修復性法律服務」的重要一環。我們不僅是在處理一份文件，更是在修復一個受損的人生。此項工作考驗律師的多重能力：對個人資料保護法的精深理解、對當事人處境的同理心與事實挖掘能力、精準的利益衡平論證能力，以及與法院溝通協調的耐心。

在這個過程中，律師也須謹守倫理分際：我們是協助當事人在法律框架內尋求救濟，而非試圖竄改或否定司法裁判。我們的論證必須基於事實與法律，誠實不欺，並向當事人坦誠說明程序的限制與可能的結果。

數位記憶是永久的，但法律與社會應給予人們更新與向前的可能。判決書刪除制度，正是這種人道精神的體現。作為律師，精通此道，方能更好地維護當事人的尊嚴與權利，在司法公開的宏大意旨與個人生命的細微傷痛之間，找到那個合乎法律與人性的平衡點。

（本手冊內容僅供法律專業人士參考，不構成具體個案之法律意見。律師處理實際案件時，應依最新法令、解釋及個案事實獨立判斷。）

B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