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決書可以只刪名字嗎？法院紀錄部分遮隱技術實務全解析

導言：當公開審判遇上隱私保護

走進任何一間地方法院的閱卷室，你會看到一幕奇特的景象：有人捧著厚厚一疊判決書逐字研讀，有人對著電腦螢幕快速截圖，還有人低聲與身旁的律師討論著什麼。這些人多半不是案件當事人，而是記者、研究者、徵信業者，或者單純對某個案件感到好奇的民眾。

判決書公開，是司法透明化的基石。但公開到什麼程度？當事人的姓名一定要完整揭露嗎？能不能只刪掉名字，保留其他內容？這些問題在數位時代變得愈發尖銳。一份判決書一旦上網，就等於永久烙印在搜尋引擎的資料庫裡。對當事人而言，這可能意味著求職碰壁、社交困擾，甚至是永遠無法擺脫的汙名。

本文將深入探討臺灣法院判決書遮隱的技術實務，從法律依據到操作細節，從人工遮隱到AI輔助，完整呈現這個鮮為人知卻影響深遠的司法行政環節。

第一章：判決書公開的法律架構與遮隱義務

1.1 公開原則的憲法基礎

司法的公開性並非單純的行政選擇，而是憲法層次的要求。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09號解釋早已揭示，審判公開是保障人民訴訟權的重要內涵。公開的意義在於：讓人民得以監督司法權的行使，防止黑箱作業，同時也讓法律見解得以流通，形成法秩序的穩定性。

在此理念下，各級法院的判決書原則上均應公開。但公開不等於毫無保留地揭露所有個人資訊。這裡存在一個根本性的張力：司法透明與個人隱私，兩個都是憲法保障的價值，卻在判決書公開的場景中正面碰撞。

1.2 法院組織法與個人資料保護法的交錯

現行法院組織法第83條規定了判決書公開的基本架構。依照該條規定，各級法院應定期出版公報或以其他方式公開判決書。但同條也設有但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自然人姓名應予遮隱。

這個「應予遮隱」的用語，具有強制性。換言之，法院不是「可以選擇」遮隱姓名，而是「必須」遮隱。這與一般人對判決書的想像可能有落差——很多人以為判決書上一定看得到當事人全名，其實剛好相反。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6條則從另一個角度切入：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的利用，應於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為之，並與蒐集之特定目的相符。判決書公開雖然是法定職務，但公開的範圍仍應符合比例原則。這就導出了遮隱的技術性問題：要遮到什麼程度才算「合乎比例」？

1.3 遮隱的法律定性：義務而非裁量

值得注意的是，遮隱在臺灣法制下是一項法律義務，而非法院可自由裁量的行政便利措施。這一點可以從兩個層面觀察：

首先，從文義解釋來看，法院組織法第83條使用「應予」一詞，與「得予」的裁量性格截然不同。立法者在這裡做出了明確的價值判斷：姓名遮隱是預設狀態，除非另有法律特別規定，否則不得公開。

其次，從體系解釋來看，個人資料保護法對公務機關的要求是「最嚴格」的。法院作為司法機關，在處理包含大量敏感個人資料的判決書時，更應謹守最小蒐集原則。

1.4 只刪名字的迷思：遮隱範圍的實質內涵

許多人直覺認為，遮隱就是「把名字換成甲○○、乙○○」而已。這種理解過於簡化。實際上，單單遮隱姓名往往不足以達到保護目的，因為在資訊發達的今日，透過判決書中的其他線索——地址、職業、案發地點、特殊情節——要拼湊出當事人身分並不困難。

舉例而言，一則涉及「某國立大學化學系教授」的貪汙判決，即使姓名改為甲○○，但只要學校名稱、系所、職稱未一併處理，稍有搜尋能力的人都能在幾分鐘內鎖定特定人士。因此，實務上的遮隱必須採取「整體性判斷」，將所有可能間接識別個人的資訊一併納入考量。

第二章：遮隱實務的技術操作

2.1 人工遮隱的標準流程

在多數地方法院，判決書的遮隱作業仍以人工方式進行。流程大致如下：

第一階段：書記官初稿處理。 判決書由法官撰寫完成後，書記官會先進行第一次檢視。這個階段主要處理明顯的個人識別資訊：姓名、身分證字號、住址、電話、車牌號碼、金融帳號等。書記官通常使用Word的「尋找與取代」功能，但更精細的部分仍需逐字檢查。

第二階段：法官覆核。 法官在判決書原本上簽名前，會再檢視一次遮隱是否完整。這個階段的重點在於判斷「間接識別資訊」是否過多。例如，一個涉及特定村里小型工廠的案件，如果村里名稱保留下來，當地居民很容易辨識出當事人。法官需要運用法感與經驗，判斷哪些看似中性的資訊實際上具有識別力。

第三階段：閱卷時的動態遮隱。 這是最容易被忽略的環節。即使判決書已經上網公開，但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仍可聲請閱覽卷宗。卷宗內的資料遠比判決書豐富，包括筆錄、證據、鑑定報告等。法院在准許閱卷時，必須就卷內文件逐一判斷是否遮隱。

2.2 遮隱的具體項目與格式

實務上，遮隱的格式有固定規範。司法院頒布的《裁判書遮隱處理原則》提供了詳細指引：

姓名遮隱格式： 以「甲○○」、「乙○○」依序替換。若涉及多人，則以天干地支順序排列。同一人在同一判決書中應使用同一代號，不可前後矛盾。

地址遮隱格式： 以「○○市○○區○○路○○號」的方式處理。但若地址本身與案情密切相關（例如不動產糾紛的標的物），法院可保留部分資訊，以維持判決的可讀性與論證完整性。

特殊標記的運用： 在某些情況下，單純以○○取代可能造成閱讀困難。例如涉及數個不同公司的商業訴訟，全部以「○○公司」表示會讓讀者無法區分。此時法院可採用「A公司」、「B公司」或「甲公司」、「乙公司」的標記方式。

2.3 常見的遮隱疏漏與風險

遮隱工作看似簡單，實際上充滿陷阱。以下列舉幾個實務上常見的疏漏類型：

疏漏類型一：證人姓名的連鎖曝光。 刑事判決中，證人姓名固然需要遮隱，但證人與被告的關係說明——例如「被告之配偶張○○」、「被告之胞弟王○○」——如果姓氏保留，加上親屬關係的描述，身分幾乎呼之欲出。

疏漏類型二：時間與地點的組合效應。 單獨看「民國112年3月15日」和「臺中市北屯區某社區」都沒什麼，但兩者結合，再配上案件類型，就足以讓當地居民鎖定特定人物。尤其在新聞報導發達的時代，許多人可能記得「那天那個社區發生了什麼事」。

疏漏類型三：特殊專業身分的間接辨識。 「某醫院心臟外科主任」、「某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某市議員候選人」——這類描述在判決書中屢見不鮮。即使姓名已遮隱，這些職銜本身就是高度識別性的資訊。

疏漏類型四：兒童與弱勢群體的額外保護。 涉及兒童及少年的案件，遮隱標準應更為嚴格。少年事件處理法第83條之1規定，少年事件之調查報告、審理筆錄等均不得公開。但在一般刑事判決中，若被害人為兒童，其就讀學校、班級等資訊也應一併遮隱。

2.4 電子檔與紙本的一致性問題

一個容易被忽略的技術細節是：電子檔與紙本的遮隱必須一致。實務上偶爾會出現電子檔已遮隱、但紙本判決書仍保留完整姓名的情況。這造成了一個荒謬的處境：上網查得到的是遮隱版，但到法院閱卷卻能看到完整版。

這種不一致性在法理上站不住腳。法院組織法第83條的遮隱義務，不應因載體不同而有所區別。司法院近年也意識到這個問題，在內部稽核中將「電子與紙本一致性」列為檢查重點。

第三章：遮隱與不遮隱的例外空間

3.1 法定不遮隱的類型

並非所有判決書都必須遮隱姓名。法院組織法第83條但書提到「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這就預留了例外空間。實務上，以下幾類案件通常不遮隱姓名：

公眾人物的案件。 當事人若是政治人物、知名企業家、演藝人員等公眾人物，法院往往傾向不遮隱姓名。理由在於：公眾人物的言行具有公共性，人民對其行為的知情權大於隱私保護的需求。但這個界線並非絕對——公眾人物的家人若只是被牽連，仍應遮隱。

法人與商業組織。 公司、行號、法人團體的名稱原則上不遮隱。消費者保護案件、商業糾紛、智慧財產權爭訟等，公開被告公司名稱對公眾具有重要意義——讓消費者知道哪些企業有不良紀錄，本身即是司法公開的社會功能。

與公共安全直接相關的資訊。 食品衛生案件、環境汙染案件、重大公安事故的刑事判決，涉案廠商名稱、產品名稱等資訊的公開，具有警示公眾的作用。

3.2 當事人聲請不遮隱的可能性

一個較少被討論的問題是：當事人可否主動要求「不要」遮隱自己的姓名？

這個問題的答案在實務上有些曖昧。一方面，法院組織法第83條的遮隱義務是強制性的，似乎不允許當事人放棄。但另一方面，若當事人認為公開姓名對自己有利——例如刑事被告獲判無罪，希望公眾知道自己的清白——法院是否應予尊重？

目前實務的態度傾向保守：即使當事人表示不介意公開，法院仍會依法遮隱。這與個人資料保護法的精神一致——個人資料保護是法律保障的權利，但也是法律課予的義務，不容任意拋棄。

3.3 司法新聞與判決書遮隱的落差

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是：報紙、網路媒體報導案件時，往往直接寫出當事人全名，但同一個案件的判決書在司法院網站上卻顯示遮隱後的版本。這種落差造成了「媒體知道的比判決書還多」的奇特局面。

從法律角度來看，媒體的報導自由與法院的遮隱義務是兩回事。媒體記者可能在法庭旁聽時記錄了當事人姓名，或在偵查階段的記者會上獲取了資訊。法院不能因為媒體已經報導，就主張「反正大家都知道，遮隱無意義」而放棄義務。

但從實際效果來看，這種落差的確削弱了遮隱制度的保護功能。當事人的姓名透過媒體廣為流傳，法院的遮隱變得形式大於實質。這也引發了更深層的思考：在資訊流動如此迅速的時代，司法遮隱的界線是否需要重新檢討？

第四章：數位時代的遮隱挑戰

4.1 搜尋引擎的記憶：被遺忘權的幽靈

判決書一旦上網公開，即使已經遮隱姓名，搜尋引擎仍可能透過其他關鍵字將使用者導向該判決。舉例來說，某人若搜尋「某大學 化學系 貪汙 判決」，即使判決書中姓名已遮隱，但學校名稱、科系、案由等資訊的組合，仍可能讓搜尋結果精準命中特定判決。

這就觸及了「被遺忘權」（Right to be Forgotten）的核心難題。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DPR）第17條賦予當事人在特定條件下要求刪除個人資料的權利。臺灣的個人資料保護法雖未明文規定被遺忘權，但學者與實務逐漸認識到，在數位時代，單純的「遮隱」已不足以保障隱私。

4.2 AI與自動化遮隱的技術前沿

人工遮隱耗時費力，且容易因人為疏失而洩漏個資。近年來，司法院開始探索以人工智慧輔助遮隱的可能性。這項技術的運作原理大致如下：

第一層：規則式偵測。 系統先以規則庫辨識明顯的個資型態——身分證字號的格式、電話號碼的排列、地址的結構等。這個層級類似進階版的「尋找與取代」，但加入了上下文判斷。

第二層：命名實體識別。 透過自然語言處理技術，系統學習辨識文本中的「人名」、「地名」、「機構名」。這比單純的格式比對更為精細，可以捕捉到格式不固定但語意上明顯是姓名的詞彙。

第三層：上下文推論。 最困難的部分在於「間接識別資訊」的判斷。例如「被告曾任職於某縣市衛生局」，系統需要理解「某縣市衛生局」加上案件類型（例如疫苗採購弊案）可能構成間接識別。這需要引入知識圖譜與推論引擎。

目前AI輔助遮隱仍在試驗階段，尚未全面導入。主要瓶頸在於：誤判率仍高，法官對AI的信任度有限。但從趨勢來看，AI輔助遮隱將是必然的發展方向。

4.3 區塊鏈與不可竄改的判決書

另一個前沿議題是：判決書的遮隱版本與原始版本之間，如何確保一致性與可追溯性？區塊鏈技術提供了一種可能：將判決書的雜湊值（Hash Value）寫入區塊鏈，任何對原文的修改——包括遮隱——都會改變雜湊值，從而留下可驗證的紀錄。

這項技術目前尚未在臺灣法院系統中應用，但其潛力在於：建立一個「遮隱可稽核」的機制，讓外部人士可以驗證判決書的完整性，同時又不會暴露被遮隱的內容。

第五章：實務困境與制度檢討

5.1 遮隱與判決可讀性的拉鋸

過度遮隱會損害判決書的可讀性與論證完整性。試想一份商事判決，若所有公司名稱、產品名稱、市場數據全部以○○取代，讀者將難以理解法官的論證脈絡。反之，遮隱不足又可能侵犯隱私。

這是一個沒有標準答案的權衡。實務上的作法通常是：與案情直接相關的核心事實盡量保留，與案情無關的個人細節盡量刪除。例如，一件車禍案件中，「被告駕駛車號○○○-○○○○號自小客車」——車號遮隱，但「駕駛行為」、「碰撞地點」、「傷勢描述」等保留。

5.2 司法人力不足的現實制約

遮隱工作的品質，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法院的人力配置。在案量龐大的地方法院，一位書記官可能同時處理數十件案件的文書工作，遮隱的正確性往往淪為「有做就好」的形式作業。

資深司法人員私下坦言，人工遮隱的錯誤率「比一般人想像的高」。最常見的錯誤類型是：只遮了當事人姓名，但漏掉了證人姓名；或者同一案件中，前半部遮隱了某人的姓名，後半部卻又出現完整的名字。

5.3 當事人聲請更正或補充遮隱的程序

若當事人發現已上網的判決書中有應遮隱而未遮隱的資訊，可以怎麼辦？

依照現行實務，當事人可以向原審法院提出聲請，請求更正或補充遮隱。法院受理後，會由承辦法官審查聲請是否有理由。若法官認為確實有疏漏，會重新製作遮隱版本並替換上網版本。

但這個程序存在兩個問題：第一，更正的時效性不足，從聲請到完成替換，往往需要數週時間，其間不當揭露的資訊已可能被備份或轉載。第二，已經被搜尋引擎索引的舊版本，即使網站已更新，搜尋結果的快照（Cache）仍可能顯示未遮隱的內容。

第六章：外國法制的比較觀察

6.1 日本的實名公開傳統

日本的裁判書公開制度與臺灣有顯著差異。日本最高法院的判例資料庫中，刑事案件原則上使用被告實名，民事案件則視情況而定。日本社會對「實名報導」的接受度較高，這與其新聞倫理與隱私觀念的歷史脈絡有關。

但日本近年也開始反思這個立場。2023年，日本最高法院修訂了裁判書公開的內部規則，對性犯罪被害人、少年事件當事人的保護趨於嚴格。這顯示即使在日本這樣相對重視「知情權」的社會，隱私保護的呼聲也在上升。

6.2 德國的匿名化處理模式

德國的裁判書公開制度採取「全面匿名化」原則。聯邦憲法法院與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在公開前，一律經過專業的匿名化處理。德國的作法比臺灣更為徹底：不僅姓名、地址，連案件發生的具體地點、時間區間、特殊情節等可能間接識別的資訊，都會一併調整。

德國的經驗值得參考之處在於：匿名化被視為一項專業工作，由受過訓練的專責人員執行，而非書記官的附帶業務。這反映了德國對「程序正義」的重視——遮隱不是文書作業，而是司法程序的一環。

6.3 美國的電子化公開與隱私爭論

美國的PACER（Public Access to Court Electronic Records）系統是全球最大的法院電子紀錄公開平台。與臺灣不同，美國聯邦法院的判決書原則上使用當事人實名，遮隱僅限於社會安全碼、財務帳號、未成年子女姓名等少數項目。

但美國的作法也面臨愈來愈多的挑戰。批評者指出，在資料探勘技術發達的今日，即使只公開姓名與案由，也足以讓資料仲介公司建立完整的個人訴訟紀錄。部分州法院開始試行更嚴格的遮隱政策，但聯邦層級仍維持相對開放的立場。

第七章：遮隱技術的未來展望

7.1 智慧遮隱系統的建構

理想的遮隱系統應該具備以下能力：自動辨識個人識別資訊、評估間接識別風險、根據案件類型動態調整遮隱標準、生成可讀性高的遮隱文本、提供完整的遮隱決策紀錄。

這需要整合多項技術：自然語言處理、機器學習、知識圖譜、風險評估模型。司法院資訊處近年已啟動相關研究計畫，但距離全面落地仍有相當距離。

7.2 分級遮隱制度的可能性

另一個值得思考的方向是「分級遮隱」。現行制度是「全有或全無」——要嘛完全遮隱，要嘛完全不遮。但實際上，不同的案件類型、不同的當事人身分、不同的公開管道，可能需要不同等級的遮隱。

舉例而言：一般民事案件的當事人姓名可以遮隱，但涉及公共利益的案件（如食品安全、環境汙染）可以保留被告法人名稱；一般刑事案件遮隱被害人姓名，但被害人主動聲請公開者除外。

7.3 公眾教育與司法溝通的角色

遮隱制度要發揮功能，不能只靠法院單方面的努力。公眾需要理解：判決書上看到「甲○○」不是因為法院偷懶，而是法律對隱私的保障。相對的，法院也應該更積極地解釋遮隱的標準與理由，減少公眾對「黑箱」的疑慮。

第八章：常見問答（FAQs）

問：判決書上的人名為什麼有時候是甲○○，有時候是A某？

答：遮隱格式依案件類型而異。刑事判決一般使用「甲○○」、「乙○○」的天干代號；民事判決則常見「A」、「B」或以「原告」、「被告」直接替代。司法院的原則是「同一判決書內同一人使用同一代號」，但不同法院、不同法官的慣用格式可能略有差異。

問：如果我是案件當事人，判決書上網後才發現有該遮隱沒遮隱的地方，該怎麼辦？

答：可以向原審法院提出書面聲請，敘明具體的疏漏之處（例如「第幾頁第幾行的地址未遮隱」），請求法院更正。法院審查後若認為有理由，會重新製作遮隱版本並替換。建議同時向司法院網站管理單位反映，以加速處理。

問：判決書遮隱後，媒體還是報導了我的全名，這樣合法嗎？

答：媒體的報導行為受新聞自由保障，與法院的遮隱義務是兩條不同的法律軌道。法院不能阻止媒體使用在法庭上合法取得的資訊。但媒體報導若涉及不實內容或過度侵犯隱私，當事人可依民法或個人資料保護法主張權利。

問：法人名稱為什麼不遮隱？公司也有隱私權嗎？

答：個人資料保護法的保護對象是「自然人」，法人原則上不在其列。而且，公司名稱的公開具有重要的公眾利益——讓消費者知道哪些企業有違法紀錄、讓投資人了解公司的訴訟風險。但若案件涉及公司內部的個人資訊（如員工姓名、薪資），該部分仍應遮隱。

問：少年案件的判決書會公開嗎？

答：不會。少年事件處理法對少年案件的保密規定非常嚴格，少年法庭的裁定、判決均不公開。即使少年成年後，過去的少年事件紀錄也受到保護，不得任意揭露。

問：判決書的遮隱是由誰負責？法官還是書記官？

答：實務上，第一線的遮隱作業通常由書記官執行，但最終責任在法官身上。法官在判決書原本上簽名時，必須確認遮隱已完整無誤。若事後發現疏漏，法官需負行政責任。

問：國外有「被遺忘權」，臺灣有嗎？

答：臺灣的個人資料保護法尚未明文規定「被遺忘權」，但學界與實務已有相關討論。在判決書公開的脈絡下，被遺忘權的主張通常體現為「請求刪除已上網的判決書」或「請求搜尋引擎移除連結」。法院目前對這類請求的態度相當謹慎，尚無明確的處理準則。

問：AI遮隱會不會取代人工遮隱？

答：短期內不會完全取代，但會成為重要的輔助工具。AI可以大幅提高遮隱的速度與一致性，但最終的判斷——尤其是「間接識別風險」的評估——仍需要人類法官的法感與經驗。比較可能的情境是「AI先遮、人工覆核」的混合模式。

問：為什麼有些判決書在司法院網站上查不到？

答：有幾種可能：案件類型依法不得公開（如少年事件、性侵害案件）；判決書尚未完成遮隱程序；或法院基於特殊考量（如涉及國家安全）決定不予公開。另外，部分舊判決因年代久遠，可能尚未完成數位化。

問：我可以在判決書中看到完整的住址嗎？

答：原則上不行。住址屬於個人資料，應予遮隱。但在少數涉及不動產爭訟的案件中，標的物的地址可能保留，因為那是訟爭的核心。不過，即使保留，法院通常也會將門牌號碼以○○取代。

問：聲請閱卷時看到的資料，和上網公開的判決書有什麼不同？

答：閱卷可看到的資料遠比判決書豐富。判決書是法官對案件的「精華摘要」，卷宗則包含所有的證據、筆錄、書狀等原始資料。閱卷時，法院仍會就卷內文件的個人資料進行遮隱，但遮隱的標準可能因「閱卷人與案件的利害關係」而有所調整——當事人本人閱卷時，可以看到關於自己的完整資料，但看不到他人的隱私資訊。

問：如果判決書中出現了我的姓名，但我不是當事人，只是一個證人，我可以要求遮隱嗎？

答：可以。證人同樣受到遮隱保障。若你發現某份已公開的判決書中，你的姓名未被遮隱，可以向原審法院提出更正聲請。

問：判決書的遮隱會不會影響到法律研究或新聞報導的品質？

答：確實存在這種張力。法律研究者希望看到完整的案件背景以進行分析，新聞記者希望報導具體的當事人與情節。但遮隱制度的核心價值在於：隱私保護優先於研究與報導的便利。研究與報導仍然可以在遮隱後的文本基礎上進行，只是需要更多工夫去交叉比對、拼湊脈絡。

問：未來有沒有可能做到「完全去除所有可識別資訊」的判決書？

答：理論上不可能。一份有意義的判決書，必然包含足夠的具體細節來支撐法律論證，而這些細節本身就具有識別力。完全去除可識別資訊，等於把判決書變成抽象的教科書案例，失去了司法公開的意義。因此，遮隱的目標不是「完全去除」，而是「合理降低」識別風險。

第九章：遮隱制度的社會意義與反思

9.1 遮隱作為司法信任的基礎設施

遮隱制度的健全與否，直接影響人民對司法的信任。當一般人知道「就算涉訟，我的姓名不會被永久公開在網路上」，他們才敢於走進法院主張權利。反之，如果判決書成為一種永久性的公開羞辱工具，許多人可能會選擇放棄訴訟，甚至在權利受損時忍氣吞聲。

9.2 資訊科技帶來的倫理新課題

大數據與人工智慧的發展，讓「匿名化」本身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研究顯示，只要掌握足夠的輔助資料，即使是經過遮隱的文本，也可能被重新識別（Re-identification）。這意味著，傳統的遮隱技術在數位時代可能不足以提供真正的保護。

法院需要持續關注資訊安全與隱私保護技術的發展，與時俱進地調整遮隱標準。這不只是一項行政細節，而是司法體系面對數位時代的基本功課。

9.3 從遮隱到「負責任的公開」

最終，遮隱制度的目標不是「隱藏資訊」，而是「負責任地公開資訊」。司法公開的價值在於讓人民了解法律如何被適用、正義如何被實現，而不是把每一個涉訟者的私生活攤在陽光下。

一個成熟的司法體系，應該有能力在透明度與隱私之間找到動態的平衡點。遮隱技術的演進，正是這個平衡點的具體體現。

結語：在公開與保護之間

回到最初的問題：「判決書可以只刪名字嗎？」答案既簡單又複雜。簡單的是，法律明確要求遮隱姓名，這不是可選項。複雜的是，單單刪除名字遠遠不夠——真正的遮隱工作需要對整份文本進行全面的隱私風險評估，考量所有可能的間接識別路徑。

在數位時代，這項工作變得更加困難，也更加重要。每一個「○○」的背後，都是一個被法律保護的人生；每一份公開的判決書，都是司法對社會的承諾。遮隱技術的完善，就是在這個承諾上加上一道精確的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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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黃昱誠，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碩士，曾任職於司法院資訊處，專責裁判書公開與遮隱制度的實務運作。多年來參與司法院裁判書系統的建置與優化，對司法文書的數位化、個人資料保護、法律資訊檢索等議題有深入的研究與實務經驗。現為自由撰稿人與法律科技顧問，持續關注司法透明化與隱私權保障的交會地帶。曾發表多篇關於「數位時代的司法公開」、「AI與法律文書處理」等主題的專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