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資法第11條判決書適用？請求刪除與停止利用解析

前言：從一份公開判決書談起

許多人在網路上搜尋自己的名字時，會意外發現過去的訴訟判決書被全文公開在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中，裡面可能記載了戶籍地址、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犯罪前科、婚姻狀況、病歷資料，甚至親屬姓名。當事人往往感到錯愕：這些個人資料為什麼可以公開？我有沒有權利要求刪除或停止利用？

這個問題的答案，很大一部分落在《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1條的解釋與適用上。第11條是整部個資法最常被當事人引用的請求權基礎之一，也是法院在處理「刪除個人資料」「停止利用個人資料」訴訟時，最核心的審查條文。然而，第11條的文字看似清楚，實際操作卻充滿模糊地帶：什麼是「特定目的消失」？什麼是「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正確性有爭議」要到什麼程度？當事人能不能直接請求法院判命刪除，還是只能請求行政機關處理？

本文將以判決書的適用為核心，完整解析個資法第11條的規範結構、請求權要件、法院在判決中的操作方式，以及判決書公開制度與刪除請求權之間的緊張關係。文中會穿插實務上常見的案例類型、法院的審查標準、當事人應該如何主張與舉證，並在文末整理常見問答。希望讓讀者不只讀懂法條，也能理解法院在具體個案中如何思考與判斷。立即遮蔽判決書

壹、個資法第11條的體系位置與規範目的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1條規定在「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章節，但嚴格來說，它處理的是個人資料的「品質維護」與「事後控制」問題。如果說第5條的「目的明確原則、比例原則」是個人資料處理的源頭控制，第11條就是個人資料的「下游清理機制」。它賦予當事人一種事後的、針對不正確或不應繼續存在的個人資料，請求更正、補充、停止處理或利用、刪除的權利。

第11條全文如下：

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應維護個人資料之正確，並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更正或補充之。
個人資料正確性有爭議者，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停止處理或利用。但因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或經當事人書面同意，並有註明其爭議者，不在此限。
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受理當事人依第一項規定之請求，應於三十日內處理之；其未能於三十日內處理者，應敘明理由通知當事人。
當事人請求更正或補充之個人資料，於更正或補充前，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應停止處理或利用。但因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或經當事人書面同意，並有註明其爭議者，不在此限。
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時，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該個人資料。但因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或經當事人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違反本法規定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者，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刪除、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該個人資料。
因可歸責於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之事由，致個人資料被竊取、洩漏、竄改或其他侵害者，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該個人資料。

從這七項規定可以看出，第11條不是單一的請求權，而是複數請求權的集合。每一項的構成要件、法律效果、但書例外都不完全相同。如果當事人在訴訟中只籠統主張「依個資法第11條請求刪除」，法院往往會要求當事人特定具體是哪一項，因為不同項次的舉證責任與審查重點差異極大。

規範目的：資料最少化與當事人控制

第11條的核心目的，在於落實個人資料保護的幾個基本原則：

1. 資料正確性原則：個人資料應正確、完整、最新。第1項、第2項、第4項都是為了確保資料正確性。
2. 目的拘束原則：個人資料的蒐集必須有特定目的，當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資料就應該退場。第5項是目的拘束原則的具體化。
3. 合法性原則：違法蒐集、處理或利用的個人資料，不應繼續存在。第6項是違法狀態的排除。
4. 安全性原則：因可歸責於機關或非公務機關的事由導致個資外洩、竄改時，應該刪除或停止利用。第7項是安全維護義務的事後補救。

在判決實務上，法院經常將第11條與第5條、第19條、第20條合併觀察。例如，法院會先判斷某項個人資料的蒐集是否符合特定目的，再判斷該目的是否仍然存在。如果目的已消失，就進入第11條第5項的刪除義務。因此，第11條雖然是請求權基礎，但它的適用前提往往涉及其他條文的解釋。

貳、第11條各款請求權的構成要件與判決適用

以下逐一拆解第11條各項在法院判決中的適用方式。為了便於理解，先以表格呈現各款的請求權基礎、構成要件、但書與常見案例類型。

條項	請求權內容	主要構成要件	但書例外	常見案例類型
第1項	更正或補充	個人資料不正確、不完整	無	姓名、地址、電話錯誤；病歷記載缺漏
第2項	停止處理或利用	個人資料正確性有爭議	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當事人書面同意並註明爭議	帳戶交易紀錄有爭議、僱傭關係存否有爭議
第4項	更正補充前停止處理利用	當事人已請求更正或補充	同上	更正程序進行中，繼續利用可能擴大損害
第5項	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	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	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當事人書面同意	契約終止後仍保留客戶資料；離職員工資料未刪除
第6項	刪除、停止蒐集處理利用	違反本法規定蒐集、處理或利用	無	未告知目的而蒐集；超出特定目的利用
第7項	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	可歸責事由致個資被竊取、洩漏、竄改或其他侵害	無	資料庫遭駭客入侵；員工不當外洩客戶資料

一、第1項：更正與補充請求權

第1項規定「應維護個人資料之正確，並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更正或補充之」。這項請求權在訴訟中相對單純，法院主要判斷「個人資料是否不正確或不完整」。但「正確性」的判斷並非只有客觀事實，也包括「依蒐集目的而言，該資料是否具有實質正確性」。

舉例來說，某銀行將客戶列為「信用卡款項逾期未繳」，但客戶主張已清償，此時銀行內部紀錄的正確性就有爭議。客戶依第1項請求更正，銀行若拒絕，客戶可以訴請法院判命銀行更正。法院會審查清償事實是否存在，若存在，銀行紀錄即屬不正確，應予更正。

判決實務上，第1項請求常伴隨第4項的停止利用請求。當事人會主張：「在法院判決更正之前，請法院先命銀行停止利用這筆不正確的紀錄。」此時法院會審酌繼續利用是否可能造成當事人重大損害，以及銀行是否有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的正當理由。

二、第2項：正確性有爭議時的停止處理或利用

第2項是實務上非常常見的請求權。它的構成要件是「個人資料正確性有爭議」，法律效果是「停止處理或利用」。但書則允許在「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或「經當事人書面同意並註明爭議」的情況下繼續處理或利用。

法院在判斷「正確性有爭議」時，標準通常不高。只要當事人提出具體事證，足以讓法院認為該個人資料的正確性並非明確無疑，即構成「有爭議」。例如，當事人主張某段錄音檔中的聲音並非其本人，或主張某份契約上的簽名係偽造，法院就會認為正確性有爭議。

但第2項最困難的地方，在於但書的「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如何解釋。法院通常會進行比例原則的操作：繼續利用該有爭議的個人資料，是否是達成該機關或非公務機關合法職務或業務目的所不可或缺？是否有其他侵害較小的替代手段？

舉一個實務上常見的類型：金融機構將客戶列為「警示帳戶」或「信用不良」，客戶主張該紀錄不正確，請求停止利用。法院會審酌金融機構依洗錢防制法、信用資料管理規範等，是否有義務繼續揭露或利用該資料。如果金融機構的利用是基於法定義務，法院傾向認為屬於「執行業務所必須」，駁回停止利用的請求，但可能要求金融機構在資料上註明爭議。反之，如果金融機構的利用只是內部行銷或非必要揭露，法院可能准許停止利用。

三、第4項：更正或補充前的停止利用

第4項與第2項高度重疊，但適用時點不同。第4項是在當事人已依第1項請求更正或補充，但機關尚未完成更正前，原則上應停止處理或利用。這是一個「暫時性」的保護措施，目的是避免在更正程序進行中，不正確的資料繼續擴散，造成難以回復的損害。

在訴訟中，當事人可以依第4項請求法院命對造在更正前停止利用。法院會審查：當事人是否已具體提出更正請求？更正請求是否有理由？繼續利用是否會造成當事人重大損害？對造是否有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的例外？

例如，當事人發現某醫療機構的病歷記載錯誤，已請求更正，但醫療機構在更正前仍將病歷提供給保險公司。當事人訴請停止利用，法院若認為病歷錯誤明顯，且提供給保險公司可能影響保險理賠判斷，就會准許停止利用。

四、第5項：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的刪除義務

第5項是「刪除請求權」最常被引用的基礎。它的構成要件是「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法律效果是「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但書則允許「因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或「經當事人書面同意」兩種例外。

「特定目的」的判斷，必須回到個資法第5條與第19條、第20條。個人資料的蒐集必須有特定目的，例如「行銷」「人事管理」「金融交易」「醫療保健」「犯罪預防」等。當這個目的已經達成或不再存在，蒐集者就應該刪除資料。

判決實務上最常見的爭議是：契約關係終止後，企業是否仍有權保留客戶或員工的個人資料？

多數法院認為，契約關係終止後，如果沒有其他法定義務或業務必要，原蒐集個人資料的特定目的即已消失，企業應依第5項刪除。但企業往往會抗辯：依稅法、商業會計法或其他法規，有保存憑證、帳簿的義務，因此屬於「執行業務所必須」。法院會區分「個人資料」與「業務資料」的範圍，若企業能證明保存該個人資料是履行法定義務所必要，則可能構成但書例外；反之，若只是基於未來潛在的行銷或聯繫目的，則不能主張但書。

舉例說明，甲曾任職於乙公司，離職後乙公司仍將甲的身分證影本、聯絡方式、薪資資料保留在人事檔案中。甲依第5項請求刪除。乙公司抗辯依勞動基準法應保存勞工名卡及工資清冊五年。法院若認為乙公司保存的資料範圍與法定義務相符，且保存期限未屆滿，則可能駁回甲的請求；但若乙公司保存的範圍超過法定要求，或保存目的已非執行業務所必須，則應准許刪除。

五、第6項：違法蒐集、處理或利用的刪除義務

第6項是針對「違法狀態」的排除。如果個人資料的蒐集、處理或利用本身就違反個資法，當事人可以請求刪除、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這項請求權沒有但書，即使蒐集者主張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也不能阻卻刪除義務，因為違法行為不應被允許繼續存在。

法院在適用第6項時，必須先判斷「是否違反本法規定」。這通常涉及第5條目的明確原則、第6條特種個資的蒐集限制、第19條非公務機關蒐集個資的要件、第20條利用範圍的限制等。

常見的違法類型包括：

• 未踐行告知義務即蒐集個人資料。
• 蒐集與特定目的無關的個人資料。
• 逾越特定目的範圍利用個人資料。
• 未經當事人同意蒐集特種個人資料（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等）。
• 以詐欺、脅迫或其他不正方法蒐集個人資料。

例如，某公司以抽獎活動名義蒐集消費者姓名、電話、地址，但實際上是為了販售名單給其他業者。法院認定該蒐集行為違反第19條，消費者依第6項請求刪除，法院應准許。

值得注意的是，第6項的「刪除」義務是絕對的，沒有「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的例外。這是立法者對違法行為的強烈否定。但在實際操作上，如果資料已經被違法利用並產生衍生資料（例如已存入資料庫並與其他資料結合），法院會要求採取「不可回復」的刪除方式，而非僅是表面上的移除。

六、第7項：可歸責事由致個資被竊取、洩漏、竄改的刪除義務

第7項是因應個資外洩事件而設。當因為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的可歸責事由，導致個人資料被竊取、洩漏、竄改或其他侵害時，該機關或非公務機關應主動或依當事人請求，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該個人資料。

這項規定的立法目的，在於當個資安全防護出現漏洞，導致資料外洩時，單純的「通知當事人」可能不足以保護當事人。最有效的補救方式，是讓已經外洩的資料失去利用價值，也就是刪除或停止利用。

判決實務上，第7項的爭議通常集中在「可歸責事由」的認定。當資料外洩是駭客攻擊所致，機關是否當然具有可歸責事由？法院會審查機關是否已採取適當的安全維護措施。如果機關已依個資法施行細則第12條採取合理的安全措施，但駭客攻擊手法超出合理防護範圍，法院可能認為不具可歸責事由，而駁回刪除請求；反之，若機關未加密、未設防火牆、未定期更新系統，導致資料輕易外洩，法院就會認定有可歸責事由。

另一個爭議是，第7項的「刪除」義務是否以「資料已外洩」為前提？如果只是有外洩風險，但尚未實際外洩，當事人能否依第7項請求刪除？多數法院採嚴格解釋，認為必須有「被竊取、洩漏、竄改或其他侵害」的實際情事，而非僅是風險。但如果風險極高且機關怠於改善，當事人可能改依第11條第2項（正確性爭議）或第11條第5項（特定目的消失）請求停止利用。

參、請求刪除與停止利用的法律性質與訴訟策略

一、請求權的法律性質：給付之訴或形成之訴？

當事人依個資法第11條請求刪除或停止利用，在民事訴訟上通常被定性為「給付之訴」。也就是說，當事人請求法院判命被告為一定行為（刪除資料、停止利用）。判決確定後，如果被告不履行，當事人可以聲請強制執行。

但也有部分見解認為，刪除請求權具有「形成權」的性質，當事人一經行使，即發生刪除義務，法院判決只是確認該義務存在。不過在實務上，多數仍以給付之訴處理。

二、舉證責任分配

舉證責任是這類訴訟的勝敗關鍵。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責任。在個資法第11條的訴訟中：

請求權基礎	當事人應舉證之事實	對造可能抗辯並舉證之事實
第1項更正	個人資料不正確或不完整	資料正確
第2項停止利用	個人資料正確性有爭議	但書：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當事人書面同意
第5項刪除	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	但書：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當事人書面同意
第6項刪除	違反本法規定蒐集、處理或利用	無（但可抗辯未違法）
第7項刪除	可歸責事由致個資被竊取、洩漏、竄改	不可歸責；已採取合理安全措施

實務上，法院對當事人的舉證要求通常不會過苛。例如，在特定目的消失的判斷上，當事人只要能證明「契約已終止」「會員關係已消滅」「法定保存期限已屆滿」等客觀事實，法院就會傾向認為特定目的已消失。對造若主張但書例外，則由對造就「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負舉證責任。

三、行政管道與司法救濟的選擇

當事人請求刪除或停止利用個人資料，可以選擇以下途徑：

1. 直接向保有資料的機關或非公務機關提出請求：依第11條第3項，受理請求後應於三十日內處理；未能處理者應敘明理由通知。這是行政前置程序，也是司法救濟前通常必須先嘗試的管道。
2. 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陳情或檢舉：例如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衛生福利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等提出申訴，請求主管機關依個資法第47條至第50條對違法者裁罰，並命其改正。
3. 提起民事訴訟：依個資法第29條請求損害賠償，並依第11條請求刪除、停止利用。這是本文討論的核心。
4. 提起行政訴訟：如果是公務機關違法拒絕刪除，當事人可能依行政訴訟法提起課予義務訴訟，請求行政法院判命公務機關作成刪除的行政處分。

在民事訴訟中，當事人常將第11條的請求與第29條的損害賠償合併主張。法院會先審查刪除請求是否有理由，再審酌損害賠償的數額。有時刪除請求成立，但損害賠償因舉證困難而僅判給象徵性金額。

肆、判決書公開制度與個資法第11條的衝突與調和

一、問題的提出：判決書本身就是個人資料的載體

臺灣的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自2010年起，全面公開各級法院的判決書。判決書中通常會記載當事人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部分遮隱）、地址、職業、家庭狀況、健康資料、犯罪紀錄等大量個人資料。這些判決書公開後，任何人均可透過網路搜尋取得，且搜尋引擎會建立索引，使資料永久留存。

因此，當事人在訴訟結束後，往往會向法院或司法院請求：刪除或停止利用判決書中的個人資料。請求的依據，就是個資法第11條。但這裡出現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判決書的公開是否屬於「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是否構成第11條但書的例外？

二、法院與司法院的立場

司法院對於判決書公開的立場，主要基於以下法理：

1. 司法公開原則：審判公開是民主法治國家的基本原則，判決書公開是司法公開的一環，具有滿足人民知的權利、監督司法、促進法律發展等重大公共利益。
2. 政府資訊公開法：判決書屬於政府資訊，原則上應公開。
3. 法院組織法：判決書應公告，並得上網公開。
4.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6條但書：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的利用，於「法律明文規定」或「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時，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因此，司法院認為判決書公開是依法令所為，且具有重大公共利益，原則上不因當事人請求而刪除。但司法院也採取「去識別化」措施，將判決書中的身分證字號、地址、出生年月日等部分遮隱，以降低對當事人隱私的侵害。

然而，去識別化是否足夠？ 判決書中仍保留當事人姓名、案件事實、職業、家庭關係等，透過網路搜尋仍可特定個人。當事人主張「判決書公開造成我求職困難、社會歧視、名譽受損」，請求司法院刪除或停止利用，司法院通常會拒絕，理由是判決書公開的公共利益大於當事人的隱私利益。

三、法院在具體訴訟中的判斷

當事人若提起訴訟，請求法院判命司法院或法院刪除判決書中的個人資料，法院的判斷通常會進行利益衡量：

支持公開的理由：

• 司法公開、審判公開的憲法價值。
• 人民知的權利與監督司法。
• 判決先例的累積與法律發展。
• 防止司法黑箱，提升司法信賴。

支持刪除或遮隱的理由：

• 當事人的隱私權、人格權。
• 個資法第11條的刪除請求權。
• 判決書公開可能造成當事人社會性抹殺（例如輕微犯罪前科永久公開）。
• 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DPR）的「被遺忘權」概念。

目前臺灣法院的實務見解，多數仍傾向判決書公開的公共利益優先，但會在個案中審酌是否應採取更嚴格的去識別化措施。例如，若案件涉及當事人的特種個資（病歷、性生活、犯罪前科），法院可能認為應進一步遮隱；若只是一般民事糾紛，則公開利益較高。

值得注意的是，司法院已推出「裁判書遮隱原則」，針對特定案件類型（如少年事件、性侵害、家事事件、兒童及少年權益案件）進行更嚴格的遮隱。但當事人仍無法依個資法第11條請求完全刪除判決書，只能請求遮隱部分資訊。

四、被遺忘權的引入與第11條的解釋空間

近年來，部分下級法院開始在判決中討論「被遺忘權」是否可作為個資法第11條刪除請求權的基礎。有判決認為，個資法第11條第5項的「特定目的消失」，可以解釋為包括「時間經過導致公開個人資料的公共利益已經消逝」。例如，一則多年前的輕微犯罪新聞，當事人已更生，公開該資訊的公共利益已大幅降低，當事人得請求刪除。

但這類見解尚未形成穩定實務。多數法院仍認為，判決書公開的公共利益具有持續性，不因時間經過而當然消失。因此，當事人依第11條請求刪除判決書，成功機率不高。當事人可行的替代方案，是向搜尋引擎（如Google）請求移除搜尋結果連結，這屬於搜尋引擎業者的內部政策，並非依臺灣個資法直接請求。

伍、各類型案件的判決適用分析

為了更具體呈現第11條在判決書中的適用，以下依案件類型分別說明法院的審查重點與常見結論。

一、僱傭關係：離職員工資料的刪除

案例情境：甲離職後，發現前公司仍將其在職期間的績效考核、獎懲紀錄、薪資資料保留在人事系統中，並可能提供給關係企業或獵人頭公司。甲請求刪除。

法院判斷重點：

• 前公司保留離職員工資料的特定目的為何？是否符合勞動基準法、稅法等保存義務？
• 資料是否仍在法定保存期限內？
• 是否有提供給第三方的行為？該行為是否逾越特定目的？

常見結論：

• 若前公司僅基於內部管理需要保留，且已逾法定保存期限，法院通常准許刪除。
• 若前公司能證明依勞基法第7條、第23條等有保存義務，且範圍合理，法院可能駁回刪除請求，但要求不得為特定目的外利用。
• 若前公司將資料提供給獵人頭公司，且無當事人同意，法院可能認定違反第20條，依第6項准許刪除並停止利用。

二、金融機構：信用資料與帳戶紀錄

案例情境：乙與銀行有信用卡債務糾紛，銀行將乙列為「信用不良」並通報聯徵中心。乙主張債務已清償，請求更正並停止利用該信用紀錄。

法院判斷重點：

• 債務是否確實已清償？信用紀錄是否正確？
• 銀行通報聯徵中心是否基於法律義務？是否屬執行業務所必須？
• 聯徵中心的信用資料是否有保存期限？是否已屆滿？

常見結論：

• 若債務確已清償，銀行的信用紀錄不正確，法院依第1項命更正，並依第4項命更正前停止利用。
• 若債務仍有爭議，法院可能依第2項命銀行在紀錄上註明爭議，但允許銀行繼續依法通報，因屬執行業務所必須。
• 若聯徵中心的揭露期限已屆滿，銀行仍繼續利用，法院依第5項命刪除或停止利用。

三、醫療機構：病歷資料的更正與停止利用

案例情境：丙發現其病歷中記載有「精神疾病史」，但丙主張該記載係誤診。丙請求更正並停止將病歷提供給保險公司。

法院判斷重點：

• 病歷記載是否正確？是否經醫師診斷？
• 醫療機構是否有義務保存病歷？保存期限為何？
• 提供病歷給保險公司是否符合特定目的？是否有當事人同意？

常見結論：

• 若病歷記載確實錯誤，法院依第1項命更正。
• 若病歷正確性有爭議，且提供給保險公司可能造成丙重大損害，法院可能依第2項或第4項命停止利用。
• 若醫療機構未經丙同意，將病歷提供給保險公司，法院可能認定違反第20條，依第6項命刪除或停止利用，並可能判賠。

四、網際網路：搜尋引擎結果與社群媒體

案例情境：丁多年前涉及一件輕罪，新聞報導與判決書在網路上永久留存。丁向搜尋引擎請求移除連結，並向新聞網站請求刪除報導。

法院判斷重點：

• 新聞網站的報導是否屬於新聞自由的範疇？是否有公共利益？
• 判決書公開的公共利益是否因時間經過而降低？
• 搜尋引擎的索引行為是否構成個資法上的「利用」？是否有刪除義務？

常見結論：

• 新聞網站的報導若係針對公共議題或犯罪事實，法院通常認為新聞自由優先，駁回刪除請求。
• 判決書部分，法院多認為司法公開利益優先，駁回刪除請求。
• 搜尋引擎部分，臺灣法院尚無一致見解，有判決認為搜尋引擎應移除涉及當事人隱私且不再具有公共利益之連結，但多數仍持保留態度。

五、公務機關：戶政、警政資料的更正與刪除

案例情境：戊的戶籍資料中仍記載已離婚的配偶姓名，或警政系統中仍保留已撤銷的通緝紀錄。戊請求更正或刪除。

法院判斷重點：

• 公務機關保存該資料的法定依據為何？是否仍屬執行職務所必須？
• 資料是否正確？若不正確，是否有更正義務？
• 刪除是否影響公務執行？

常見結論：

• 若資料不正確，法院依第1項命更正。
• 若資料正確但已無保存必要，法院可能依第5項命刪除。
• 若公務機關能證明保存該資料是執行法定職務所必須，法院可能駁回刪除請求，但要求註明爭議或限制利用。

陸、法院在適用第11條時的操作步驟與衡量因素

綜合實務判決，法院在審理個資法第11條的請求時，通常會依以下步驟進行：

第一步：特定請求權基礎

法院會先確認當事人主張的是第11條的哪一項。因為不同項次的構成要件不同，舉證責任也不同。當事人若未特定，法院會行使闡明權，要求當事人說明。

第二步：審查構成要件是否該當

• 第1項：資料是否不正確或不完整？
• 第2項：正確性是否有爭議？
• 第5項：特定目的是否消失或期限屆滿？
• 第6項：蒐集、處理或利用是否違反本法？
• 第7項：是否有可歸責事由致個資被竊取、洩漏、竄改？

第三步：審查但書例外

若構成要件該當，法院接著審查是否有但書例外：

• 「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是否為達成合法職務或業務目的所不可或缺？是否有其他侵害較小的手段？
• 「經當事人書面同意」：是否為有效同意？同意範圍是否涵蓋該利用行為？
• 「有註明爭議」：是否已註明資料正確性有爭議？

第四步：進行利益衡量

即使但書例外成立，法院仍可能進行利益衡量，審酌當事人的隱私利益與對造的利用利益、公共利益之間的比重。尤其是在新聞自由、司法公開、公共安全等領域，法院會特別慎重。

第五步：決定法律效果

法院若認為請求有理由，會判命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並可能定履行期間或命為一定之更正。若請求無理由，則駁回。

柒、當事人如何主張與舉證：實務建議

一、主張前的準備

1. 確認資料保有者：誰保有我的個人資料？是公務機關還是非公務機關？
2. 確認請求權基礎：我的個人資料有什麼問題？是不正確？特定目的消失？違法蒐集？還是外洩？
3. 蒐集證據：保存相關契約、往來紀錄、網頁截圖、通知函、拒絕回函等。
4. 先向保有者提出書面請求：以存證信函或掛號郵件提出，保留送達證明。依第11條第3項，保有者應於三十日內處理。

二、訴訟中的主張與舉證

1. 起訴聲明應具體明確：例如「被告應刪除其所保有原告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出生年月日、聯絡地址等個人資料」或「被告不得再利用原告之姓名及聯絡方式進行行銷」。
2. 舉證資料不正確或有爭議：提出反證，證明資料有誤或至少有爭議。
3. 舉證特定目的消失：提出契約終止證明、會員資格消滅證明、法定保存期限已屆滿等。
4. 面對但書抗辯：預先思考對造可能主張「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並準備反駁：該利用行為並非不可或缺，有其他替代手段，或利用範圍超過必要程度。

三、常見抗辯與應對

對造常見抗辯	當事人應對策略
「我們是依法保存」	檢視保存依據是否真實存在？保存範圍是否過大？保存期限是否已過？
「這是執行業務所必須」	質疑必要性：是否有其他方式可達成相同目的？是否可去識別化？
「你之前有同意」	檢視同意範圍是否涵蓋該利用？同意是否可撤回？依個資法第3條，當事人得隨時撤回同意。
「這是公共利益」	指出公共利益已因時間經過或情事變更而降低；要求採取較小侵害的遮隱措施。

常見問答（FAQ）

Q1：個資法第11條的刪除請求權有無時效限制？

依民法第125條，一般請求權消滅時效為十五年。但個資法第11條的刪除請求權性質上較接近「排除侵害請求權」，有法院見解認為不適用消滅時效，因為違法狀態持續存在，當事人得隨時請求排除。不過，若涉及損害賠償請求權，則有民法第197條的二年或十年時效。建議當事人儘早行使權利，避免舉證困難。

Q2：判決書公開後，我可以請求法院刪除判決書中的我的姓名嗎？

目前實務上，司法院對判決書公開的立場是基於司法公開原則，原則上不會因當事人請求而刪除。但司法院會進行去識別化，遮隱身分證字號、地址等。若涉及特種個資或敏感案件，可向法院請求進一步遮隱。完全刪除判決書的成功機率極低。

Q3：企業說依稅法要保存資料，就不能刪除我的個資嗎？

不一定。稅法、商業會計法等規定的保存義務，通常限於「憑證、帳簿、報表」等業務資料，而非所有個人資料。企業若要主張「執行業務所必須」而拒絕刪除，必須證明保存該個人資料是履行法定義務所不可或缺。若僅是為了未來行銷或聯繫，不能主張該例外。

Q4：我請求刪除，但對方三十天都不回應，可以提告嗎？

可以。依個資法第11條第3項，保有者應於三十日內處理。若逾期不處理或拒絕，當事人得提起民事訴訟請求刪除。同時，可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檢舉，主管機關可依個資法第48條命限期改正，並裁處罰鍰。

Q5：請求停止利用和刪除有什麼不同？

停止利用是指暫時或永久不得處理或利用該個人資料，但資料仍可能存在於系統中；刪除則是指使資料不可回復地移除。在訴訟策略上，若刪除請求可能因「執行職務所必須」而受阻，可退而求其次請求停止利用或限制利用，或要求在資料上註明爭議。

Q6：第11條第6項的「違反本法規定」包含哪些情形？

包含違反個資法第5條目的明確與比例原則、第6條特種個資蒐集限制、第7條同意要件、第8條及第9條告知義務、第19條非公務機關蒐集要件、第20條利用範圍限制等。只要蒐集、處理或利用的任何環節違反個資法，當事人均得請求刪除。

Q7：我發現前公司在離職後仍使用我的照片做廣告，可以請求刪除嗎？

可以。離職後，前公司利用你的照片做廣告，已逾越原僱傭關係的特定目的，且無正當理由，構成違法利用。你可依第11條第6項請求刪除、停止利用，並依第29條請求損害賠償。若照片涉及肖像權，還可另依民法第18條、第184條主張。

Q8：法院在判斷「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時，會考慮哪些因素？

法院通常會考慮：

• 該利用行為是否為達成合法職務或業務目的所不可或缺？
• 有無其他侵害較小的替代手段（如去識別化、遮隱、限制利用範圍）？
• 利用的資料範圍是否與目的相當？
• 當事人的隱私利益與對造利用利益的比重。

Q9：個資法第11條可以請求「被遺忘」嗎？

臺灣個資法第11條並未明文規定「被遺忘權」，但部分法院見解認為，第5項「特定目的消失」可作為被遺忘權的規範基礎。不過實務上尚未形成一致見解，判決書公開、新聞報導等涉及公共利益的領域，被遺忘權的主張通常難以成立。

Q10：如果法院判決我勝訴，但對方不刪除資料，該怎麼辦？

可持確定判決向民事執行處聲請強制執行。若對方仍不履行，法院可處以怠金或管收。此外，可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檢舉，主管機關可依個資法命限期改正並裁罰。

結論：刪除與停止利用的實然與應然

個資法第11條是當事人對抗不正確、不必要、違法或外洩個人資料的重要武器。然而，在判決書公開、新聞自由、公共安全等公共利益面前，這項請求權並非絕對。法院在適用第11條時，往往需要進行精細的利益衡量，而非機械式地套用條文。

對於一般當事人而言，理解第11條各款的構成要件與但書例外，是有效主張權利的基礎。更重要的是，在訴訟前應先向保有者提出書面請求，保留證據，並在訴訟中具體主張請求權基礎，避免因法律主張不明確而遭駁回。

判決書公開與個人資料保護之間的衝突，反映了數位時代「記憶」與「遺忘」的深層矛盾。臺灣目前的法律架構仍偏向「記憶」，司法公開、政府資訊公開的價值被高度強調。未來是否會引入更完整的被遺忘權概念，或對判決書公開進行更細緻的分級遮隱，仍待立法與實務的進一步發展。

在現行法下，當事人若無法刪除判決書，至少可以請求遮隱身分證字號、地址等高度敏感資訊，並向搜尋引擎請求移除連結，以降低個人資料在網路上被無限擴散與永久留存的風險。這雖然不是完美的解方，卻是現階段最務實的策略。

作者簡介

陳律銘，執業律師，曾任職於大型法律事務所，專注於個人資料保護、數位隱私、民事訴訟與勞動法領域。長期協助客戶處理個資外洩事件、刪除請求、更正請求及相關訴訟，並擔任多場個資法實務講座講師。關注數位時代下個人資料保護與公共利益之間的衡平，持續撰文分析個資法判決趨勢。